聲音的發出是自然的，而如何被聽到則是政治的。

流放，独行，无国籍，大概是寇得卡为人所谈论得最多的词。一切听上去都那么传奇，作品几乎都是他的经历，对他本人了解越多，其摄影越显得有意味。仿贡布里希言： 艺术家大于作品。

于是真的有人去复制大师的经历，不一定要走那么远，但至少看上去像是那么回事，记录是必要的，因为是以后的资本，短暂的孤独后则需要听众。自我流放者在我看来与被流放者不仅仅有道德上的区别。

今天看《卫报》对艾未未的访谈：

我问艾未未他的言语为何如此激烈，而他又是否害怕带来的影响。他回答说：“这是我唯一不担心的事情。我是个50岁的人了，我的父亲30岁的时候就被关到监狱，随后又被流放。人总要做些事情，这永远都不晚。我们必须一直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事，去做出决定，去参与或是反抗，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尺度。”

在这本一九八四年法国巴黎出版的 Josef Koudelka 中，序作者 Bernard Cuau 说到：

Perhaps a word should be said here about the origins of this working method. Without any trace of pretention, he acknowledges no master. Many photographers say that everything—career, manner and, in a sense, style—was the result of one decisive encounter: Cartier-Bresson, Sander…

流放并不重要。